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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左至右,美國總統川普,副總統彭斯,新任國防部長艾斯波博士(Dr. Mark T. Esper),副參謀首長聯席會議副主席塞爾瓦(General Paul Selva),於2019725日於五角大廈,參訪一項正式的榮耀儀式。

 

 

仿佛只是昨天才正發生的事,冷戰才剛結束,蘇聯解體,中國改革開放,世界剛剛才在慶祝千禧年的到來,二十世紀才剛開始,中國和印度剛對世界開放他們的國內市場,世界上再也沒有獨裁政權,世界沉浸在一片歡欣中,兩次大戰和冷戰已是過眼雲煙。

 

 

這是20年前,2000年初期的光景,世界貿易指數呈現爆炸性的成長,訴諸著大家有錢賺,大家都是世界自由貿易的一份子,數位時代和網路融合成為了當今最強大的工業,創造了無數全新的工作機會,世界和平和人類文明的大進展已經是現在完成式,未來充滿了進步和繁榮。

 

 

現在20年過去,現在的世界讓當時樂觀的人也陷入迷惘,20年前的繁榮願景,現今看來只是昨晚的狂歡放縱,今日剩下滿地不堪的殘羹剩餚,願景隨著天亮消逝。2020年的世界看起來是個更加黑暗,更加危險,充滿動盪的地方,許多人還在昨晚宿醉中不願醒來,20年前世界的過度樂觀和狂妄自大,導致了今日的集體偏頭痛。

2020年初的美國,看起來遭到全球各方勢力圍攻,在許多區域陷入了膠著的衝突狀態,從中南美洲,中東中亞,東歐,南中國海,東北亞,為了維護全球穩定而建立的美國軍事秩序,今日反而成為反美各國的施力點。

 

全球多邊主義者在過去20年主導著美國政策,為了實踐利益全球化,工業巨人美國將國內諸多製造業外移,或是讓給新興國家市場。同時,數位化時代雖然帶來了祝福,也帶來了詛咒,雖然創造了許多新型態的工業,但全球主義加上數位化工業,聯手摧毀了數百萬的本土工作機會,許多的美國人認為自己過得甚至比以前更差。

現在,美國社會陷入南北戰爭以來最劇烈的民意分裂,對立的激烈程度是百年來未見的程度。許多國家的人民對於多邊主義下的世界分權感到憤怒和不滿,因為他們是這個全球多邊分工狀態,那些受到國際貿易支持,而不會垮台的獨裁政權之下的犧牲者。社會暴亂從香港,巴黎,聖提亞戈(智利首都),德黑蘭(伊朗首都)蔓延,這些區域因為過去舊秩序造就的脆弱體質而導致現在的動盪,全球多邊主義秩序正在逐步瓦解和重建,逐步昇高不穩定狀態。而2020年,從國防軍事觀點上來看,有哪些新的觀察趨勢呢?

 

 

要全面列出所有趨勢是不可能的事情,畢竟個人的能力畢竟非常渺小,但從過去幾年發生的衝突中,還是可以看到一些新的軍事趨勢正在形成,而以下這三點也只是今年,或之後幾年可能會出現新衝突型態,僅貢獻一些微薄的觀察。

 

 

由於篇幅有限,無法解釋所有事件的因果去脈,只是從中看到一些可能正在形成的趨勢,某些現在發生的事件或許在未來看來是影響未來的重要時刻。

 


 

 

*新型態的集權主義和高科技的國家控制興起,並正在往全球輸出

 

The Export of Authoritarianism and State Control

 

 

鐵幕是形容,由前蘇聯所建立全球共產國家集團,生活在鐵幕國家中的百姓會被隔離在西方自由世界之外,也沒有移動遷徙的自由,只能單一接收集權政府發出的資訊。

 

 

而過去的中國,藉由開放國內經濟市場,向全世界招商,看似和平無害,西方國家預期藉由在經濟和貿易上協助中國成長,會使中國產生由集權轉向民主的和平演變,但中國在這個過程藉著世界友善自己的舉動, 以此累積實力,企圖形成自己的「竹幕」(Bamboo Curtain)。

 

 

西方是句預期的是一個現代化,擁有先進科技的中國,在經濟成長的過程,中國人民因為逐漸變得富裕,因此開始要求更多的公民權利和個人自由,就如同50~60年代在西方國家發生的民權運動一般。只要中國的國家經濟成長,中國的市場自由度就會提昇,中央集權對市場的干預會跟著減弱,經濟上的自由會帶動公民的自由,民權需求會跟著大量增加,之後政府集權的程度會因此削弱,這個封閉的集權大國將會逐步演變成一個開放的民主社會。

 

 

這原本是西方國家預期會達成的事情,但中國並不想按照西方世界的理想發展,他們想發展自己的新式集權政體。2020年竹幕已經接近成形,中國的市場並沒有因此更自由,北京中央反而因為成功掌控所有市場企業,因此獲得更大的權力和實力,並積極向世界進行惡性的經濟擴張和非傳統佔領,到今日中國向全世界擴張的野心已經是昭然皆之。

 

 

在香港問題上,英國原本也預期藉由歸還香港,將可以透過香港的民主政體去影響中國自身的政治變化。英國先前在香港轉移問題,曾經向中國再三確認香港的未來定位,中國保證將竭力維護「一個國家,兩種政體」的香港定位,而且英國確定在政治轉移上會有夠足夠長的時間讓香港去影響中國,最終香港會成為中國和平演變的一個助力。

 

 

但這件事最終沒有發生,今後看似也無從發生。英國過度低估了中國北京的野心和實力,「一個國家,兩種政體」最終成為中國的公開謊言,「民主香港去影響共產中國」這個構想過於天真和昧於實際,時至今日反而演變成中國在影響香港,反而使得香港快速地北京化。

 

 

當初反對歸還香港,使中國和平演變的反對派是對的,去年經歷10個的香港抗爭,已經證實過去的和平演變路線是錯誤的。今天香港的局勢已是對中國伏首稱臣,而且在過去20年中,香港的市場經濟自由度和生活條件反而急速惡化。

 

 

此外,科技上的高度發展並沒有讓中國的社會更加開放,科技反而成為北京的擴權的一大助力。因為科技的進展,反而為中國政府的統治工具箱,增添了很多集權的新工具。以數位網路為基礎的社會,更加容易進行輿論控制和監管,甚至可以對人民的一舉一動和和意識型態進行制約。社群媒體的興起,並沒有為中國帶來自由,中國政府反而很有效能夠控制社群網路的討論方向。AI科技並沒有讓人更加自由,反而成為預測人民反政府思想的預測工具。北京利用自身的經濟優勢和當今科技,迅速在國內打造了一部獨裁治理的專制機器,讓喬治‧歐威爾的《1984》相形之下只是小巫見大巫。更糟糕的發展是,中國是否有野心,對世界上其他暴政國家輸出這些科技專制技術?

 

 

目前中國並不是唯一企圖尋求輸出讓獨裁統治工具的國家,中國的中東盟友伊朗,也是一個惡名昭彰的高壓國家,逐漸成為全球的另一個重大威脅。伊朗已經成為全球的軍火輸出主要國家之一,更重要的是伊朗在組織,訓練,金援,武裝中東和非洲的民兵組織非常有成果,已經成為了全球獨裁陣營在這方面的典範。從大馬士革(敘利亞)到卡拉卡斯(委內瑞拉),當地民兵/恐怖組織都受到伊朗革命衛隊的聖城軍支持過,提供軍金援或軍事指導,而這些區域的恐怖組織也反過來支持伊朗政府的威權。

 

 

然而,這並不是全新的衝突模式。在冷戰時期的高峰期,前蘇聯也實行過類似的國際對抗模式,當時蘇聯對全世界的共產國家,反政府叛亂組織,左派革命活動,反美組織都給予物質和金錢的支援。最出名的國家就是古巴,古巴成為蘇聯在中美洲的代理國家,對美國的國家南部防禦形成嚴重的威脅。

當今的代理人戰爭,和以往不同的是結合了精進的武器,人員訓練,網路影響輿論,以及運用AI科技來進行的更細微的集權控制,是當今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面臨的最大挑戰。委內瑞拉的馬杜羅政權至今仍未崩潰,顯然暗示著這些工具是有效的。

 

 


 

*軍事衝突逐漸匿名化,更加難以追蹤來源的代理戰爭

(The Growing Anonymity of Military Confl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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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左邊為克林姆林宮的「小綠人」們,正在接受右邊烏克蘭政府軍士兵的繳械投降

 

 

從古至今,軍事衝突的歷史始終不變的革命之一,就是投射物理破壞力的能力,以及如何延長將破壞物擊中敵人的距離。從羅馬時代的弩砲,中世紀的投石機和長弓,到火藥時代的火炮演進,飛機的誕生,都是延長物理武力的革命。而人類從來沒有像今日擁有如此眾多,又距離長遠的投射武力,以及如此遙遠的偵查和探測能力,上個世紀中誕生的跨洋洲際飛彈,低軌道軍事偵測衛星已經不是最新的工具,今日具備AI自動導航功能的各式飛彈可以從高空戰機,海上艦艇,核子潛艦,陸上基地進行更遙遠的視距外投射。

 

 

而21世紀的衝突中,最盛行不是傳統正規部隊的武力,而更個人化的規模,如自動機器人和無人飛行載具。傳統武力大國的美國,才是這類尖端科技優勢的創始者。其發展的原始動機,乃是希望盡量降低戰鬥人員的傷亡,使越少的人直接參與戰鬥越好,現今的西方國家越來越難以承受人員的陣亡,或是平民的死傷。因此發展精準度越高,導引能力越好的自動科技是過去數十年來的趨勢。

 

 

但是當科技成本越來越低廉,越來越容易取得,自由國家的敵人也同樣可以取得這些東西。

 

 

這些可以遠距離操作的工具,可以進行更細緻的單點破壞,而且由於體積越做越小,可執行的動作越來越複雜,難以被追蹤的滲透性,而且不需大量人力參與,在那些反美陣營的恐怖組織中,這是成本更低,效率更好的新一代破壞工具。

 

 

當雙方陣營都大量運用遠距離操作的無人科技時,就會演變出一種趨勢,可以匿名進行的軍事衝突越來越多。

 

 

在過去十年裡,美國空軍使用了越來越多的空中無人載具,而海軍和陸軍也正在強化這方面的載具比例。雖然美軍並不會以匿名方式使用無人載具,但無人載具科技確實可以做到隱藏操作者的能力。更多的代理人武力在過去十年間也大量出現,如許多恐怖組織/民兵團,非國家所屬的武裝團體,即傭兵武力,私人軍事公司,例如在烏克蘭危機( (Ukrainian crisis,2014年6月到至今),中「小綠人部隊」(Little green men),大家都知道這些配備現代裝備的綠色制服士兵是克林姆林宮派來的特種部隊,但因為他們沒有臂章,也沒有識別標誌,雖然知道但無從指認,一場無法具體指認交戰者的戰爭,就這樣在烏克蘭開打。

 

 

現代戰爭還具有隱形化,低調化的趨勢,兩個國家之間的軍事衝突完全可以透過第三方代理軍隊執行,加上網路時代的輿論控制,可以做到輿論認知混亂的能力,因此未來的軍事衝突可能不再像過往可以明顯看出這是「國家之間的衝突。資訊時代由於訊息流通量大增,反而削弱了大眾辨識交戰方的能力,模糊化實戰參與者的面貌。在辨識交戰來源上,出現了大片的灰色地帶,使真正在背後發動戰爭的組織或國家,因為難以被指認歸咎,所以可以逃避掉許多應付的戰爭或政治責任。

 

 

在這種狀況之下,軍事和平民之間的界定也變得模糊,參與戰鬥者和非戰鬥人員更加似是而非,兩者間已無法清楚界定何種為軍人或參與衝突者,何者又為真正無辜的平民。這在上個世紀末,美軍過去的軍事行動已經成為一大問題,例如波灣戰爭中的經典案例,一名101空中突擊師的阿帕契攻擊直升機駕駛,在戰爭中向隊長請示「現在我看到一台賓士廠牌的卡車,拖著一門防空砲,請問這該算是軍用還是民用?」

 

 

此外,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中,美軍進行反游擊行動時,遇見的典型敵人身分非常混亂,除了國家所屬正規部隊,還有非國家的各種行動團體,國籍複雜的代理士兵,和由特定國家軍隊所認可或偽裝的第三方傭兵,私人軍事公司。高度的匿名戰爭已經逐漸成為當代軍事衝突的主要樣貌。

 

 

俄羅斯奪取克里米亞,以及實質佔領烏克蘭東部的頓巴斯地區(Donbass)東部的模式,即是這類新型態衝突的模式。伊朗在對伊拉克,敘利亞,黎巴嫩,葉門的區域衝突中,也是以同樣的形式輸出武力和扶植自己在該地的非政府/武裝民兵團體,進而達到發揮區域影響力的效果。

 

 

軍事行動和民間犯罪的界線也逐漸模糊,例如伊斯蘭國在歐洲擴張影響力的模式,即是與穆斯林黑幫組織結合,並以黑幫犯罪的模式進行恐怖攻擊。現在每次事件後,政府和輿論在界定是否為恐怖攻擊時的難度越來越高,究竟是恐怖組織所為,或是民間幫派犯罪行為,抑或偏激的個人犯罪。在目前的政治氛圍下,政府部門,警察部門,軍事單位都不敢輕易指稱是恐怖攻擊,因為恐招來「宗教歧視仇恨」或「族群仇恨」的質疑,但是因為確實達到了散佈恐懼和不安的效果,因此這類利用民間犯罪集團或個人作為掩護的動作,是一種目前被影子國家或組織廣為利用的手段。

 

 

引用中國前人民解放軍空軍大校王湘穗,在《超限戰》一書頗引人深思的一段話:「超限戰爭係一種超越所有界線與限制之戰爭……它是戰爭的未來。」王湘穗進一步指出:「我們(中國)是弱國,因此就要依據你們的規則打仗嗎?免談!」,這一段話顯然切中了當今的衝突型態趨勢。

 

 

美國(和西方社會)的敵人們隨時都在觀察和學習美國文化,他們積極研究並不斷尋找西方社會的各種弱點。他們敬畏美國的軍事武力和體制,因為美國擁有強大的正面優勢力量。流氓國家們也知道美國和其盟國嚴格遵守武力使用的相關法規與道德規範,但這些國家和組織自認不認同西方道德規範,因此他們懂得運用這個「優勢」,而且在西方社會的政治輿論上,他們可以用「弱勢國家」的形象來包裝自己,在這個數位網路時代中,更容易傳播許多扭曲過的輿論,進而造成西方國家在政治上內部對立,達到使西方國家在軍事和外交政策上自縛手腳效果。

 

 

美國在21世紀的前20年,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漫長非傳統戰爭,已經建立起諸多應對政策,諸如建立更細緻的情報網路,建立更多對地方人文民情瞭解的民政部隊,並建立跨部門聯合指揮和合作的新軍事體制。

 

 

全球的美國同盟國(如NATO),目前的軍隊還是以傳統作戰為組織目的,對於這類型的「非傳統作戰」領域,目前只有情報單位可以應對,然而依照單一部門的效果極其有限。在真偽難辨的新型態衝突中,改變傳統軍事思維,達成政府,情報,警察,軍事,和民間部門的情報分享和統合,進行聯合行動或許是未來的國防趨勢。

 


 

 

*經濟和金融戰爭,多邊主義的崩解與單邊主義的再興

(The Growing Role of Economic Warf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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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為20081130日的G20會議上,美國總統川普與加拿大總理杜魯道(Justin Trudeau),與墨西哥總理潘尼亞·尼托(Enrique Peña Nieto)簽訂美墨加貿易協定(USMCA

 

我不是經濟專家,所以這只是我個人觀點的意見而已。

 

由於過去的多邊主義政策主導美國經濟三十年了。但在過去十年,不管是小布希,歐巴馬或是川普政府,美國逐漸強化經濟戰爭的立場,特別是在透過美元主導的國際經濟體系,強化關稅制裁的平衡。

 

最讓人印象深刻的貿易制裁,修正了多邊主義時代將美國本土的經濟利益讓給其他國家的路線。經由美國主導的國際金融體制,禁止那些企圖佔美國便宜,竊取美國機密和科技的外國公司在美國投資生根,並對那些想利用WTO和聯合國的貿易漏洞來竊取更多貿易利益的國家,給予貿易關稅的嚴重制裁。

 

川普政府對中國的貿易戰,最明顯的出發點有四個:

 

(1)消除貿易逆差

(2)制裁智慧財產竊取行為

(3)利用貿易漏洞取得低成本的原物料

(4)國際匯率操作

 

最有名的禁運制裁例子,1941年二次大戰時期,美國的羅斯福政府對日本進行了貿易制裁,禁止美國對日本輸出關鍵的戰爭物資:石油,以及鋼鐵,使得日本在中國戰場的二十個陸軍師面臨停擺狀態,最後逼得日本不得不侵略東南亞,以奪取荷屬東印度油田作為石油供給,進而對正式對美國及盟邦宣戰,因此展開了太平洋戰爭。

 

在波灣戰爭中,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同一天晚上,美國白宮的國安團隊和財政部代表,在危機的最初階段斷定他們必須馬上採取行動,讓美國民眾和全世界知道美國政府的態度。當天美國政府採取的立即反映政策是凍結所有伊拉克在美國的資產,並且禁止所有美國公司和伊拉克往來,之後白宮還會持續和盟邦交涉,讓更多國家加入禁運。

 

同時因為科威特已經被完全佔領,因此科威特的在美資產也必須凍結,這方面估計在全球的投資有一千億美元。美國國安顧問和他的小組立刻起草了兩份命令,並帶著命令在總統臥室門外等簽字。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幾個小時內,所有伊拉克和科威特的在美資產都遭到凍結。

 

在21世紀的全球化社會,國際在經濟上相互依賴程度達到歷史新高,直接的軍事衝突已經變得難以承受,也越來越不可能展開直接國與國戰爭,因此解決衝突的方式轉為所謂的「間接路線」。經濟戰因此成為主要的解決衝突手段,尤其在美國主導的經濟秩序下,美國佔全球GDP的1/4,以及全球貨幣基準是以美元計較,在不破壞現有秩序的前提下,對美國政府經由貿易制裁手段解決紛爭是最好的方式,而選擇站在美國對立面的國家則會遭到強力的經濟衝擊。

 

經濟戰爭在現代美國體系中有個明顯的優勢,間接手段可以避免美軍官兵的性命,或是敵國的平民受到軍事威脅,而這正是美國輿論中最為介意的事情,任何一個平民的死傷都可以引起媒體記者的強烈興趣。

 

而近期伊朗對美國展開的恐怖攻擊,這當中一大部分是因為伊朗已經受不了美國的經濟制裁,希望透過引起衝突挑釁來逼美國減少制裁力道,結果反遭到美國將了一軍,因為伊朗的挑釁攻擊無法造成任何重大傷害,反而讓美國可以進一步採取強硬手段,使得伊朗政權不得不採取退讓姿態。最近的事件顯示了,經濟制裁有時候比直接訴諸軍事力量威嚇,更能逼迫敵人就範。

 

經濟制裁手段於美國來說,還有一個優勢,由於美國政府的分權監督機制嚴明,美國的軍事部隊必須直接對兩院國會負責,任何軍事行動也必須受到國會的制約和平衡原則(checks and balances),因此大規模調動美軍對白宮當局或國防部,都是一個受到諸多限制的選項,很多時候只有有限的兵力可供使用。而經濟上的手段,雖然美國國會依然能夠制衡白宮經濟政策,但因為不屬於美軍的武力範圍,因此對執政當局是一個彈性寬大許多的選項。

 

行政命令(executive order)屬於美國總統的權限,白宮當局可以運用這個權限,對造成給國安威脅的外國企業,即刻施加制裁關稅或禁運阻擋,而不需要受到國會的制約和束縛。2018年,川普政府即使用了行政命令對中國的鋼鐵課徵25%,鋁課徵10%的懲罰關稅,這項政策重創了依靠中國鋼鐵的生產國家,包括加拿大,俄羅斯,南韓。然而這類的強硬政策,在現在多邊主義盛行的國際經濟,美國國會議員常常也代表某些外國企業在美的利益,國會喜歡的經濟政策必須是「能迎合所有人利益,但犧牲部分美國利益無妨」的方案。

 

如果沒有必要的發佈權限,連這個也要訴諸國會同意的話,如果經濟政策也要經過這類程序,那麼程序當會更漫長,而且必遭到跨國經濟支持的國會議員杯葛。因為時間延長,那麼當時剛終於達到國會共識時,這類政策也早已失去適當回應的時間點了。更常發生的情況是,國會多數黨在經過爭執不下的漫長程序後,發現那些國家的經濟作為對美國利益的傷害已經造成。

 

事實上,正如Charles Krauthammer(美國在80年代著名的保守派評論家,1987年獲得普利茲新聞獎)指出:「多邊主義最大的問題是,你若認真看待多邊主義,則你將自願放棄的美國的行動自由。」

 

許多在過去二十年因此得利的人,認為全球多邊主義才是人類文明的未來,他們看不到也不願意承認這個路線下,確實有好處,但也有非常多的美國人因此深受其害,美國數位工業的下游並不在美國本土,這是不爭的事實。而主流的新科技中產階級對另一半美國同胞的想法,就像希拉蕊競選2016年大選時,對川普的評語:「可悲的失敗者」(deplorables)。

 

川普代表的「美國優先」路線,在過去20年全球多邊主義的撲天蓋地宣傳下,對這個世代的人看來是驚世駭俗的政見,因為他們在全球主義下成長,這是過去20年的西方主流教育和輿論觀點。其實川普政府和歐洲的傳統保守派獲意外高支持率的原因,主要原因是他們在全球主義已經過度失控的情況下,選擇回歸國家與人民的基本契約關係,一個國家的政府應為其人民尋找最大利益,而不是為了「全球」而犧牲部分人民,這是非常正統古典的國家主義路線。但現今歐美的左派主流政黨其路線已經過度偏離「國家的主體」這件事,原本被忽視的廣大民眾認為右派保守路線才能平衡失控的全球主義,傳統保守派政黨和政治人物因此而重新得到重視。

 

而在這個脈絡之下,美國的政治對立和民意分裂來到前所未有地緊張,自美國南北戰爭結束後,首次有個民意對立的時刻如此接近內戰狀態。這場美國內部的民意戰爭,可能會隨著2020年底總統大選,來到一個關鍵的轉變路口,美國人民是否能夠確實接受「新冷戰」的現實,美國人民能不能在這場輿論戰場的焦土戰爭中,找到一條新的民意共識之路,2020年一整年的選戰變化,會是非常關鍵的一年,值得大家從現在就開始多少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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